在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专题片《大情大事大理》的光盘，是15年前山西卫视《魅力人生》栏目对我国著名散文家、新闻理论家梁衡作的专访。

　　说到与梁衡先生的缘分，真的话长。时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晋南霍山脚下一个叫驹沟的小山村，就有梁先生的“粉丝”。这位“粉丝”是我的小学老师，他叫刘水生。水生老师虽然家里孩子多，农活忙，生活清贫，但却爱好文学，还订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杂志《山西文学》。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他郑重地告诉我，咱们霍县(当时还没有改市)有一个名人，叫梁衡，他写的《晋祠》入选了中学课本;还说，梁先生的母亲就是咱们村人，也算与咱们村有缘。自此以后，在我的心目中就树立了一个榜样，虽然这个榜样是那样高远，像夜空中最亮的星星。

　　1990年底，我入伍到了北京西郊。紧张训练之余，我记起水生老师的嘱咐：要向老乡梁衡学习，多写文章。虽然我不敢肯定能靠写作吃饭，但还是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为此，我坚持写日记，记录军旅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次偶然的机会，《解放军画报》记者来新兵连采访，发现了我日记中记录的训练、生活、学习片段。他们经过整理、配上图片后，以《给妈妈的信》为题，发表在1991年第3期上。这封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我也因此早早地加入了党组织。

　　到南京上军校后，为了拓展理论视野，我经常去书店购买与专业有关的书籍。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书架上陈列着《梁衡文集》(9卷)，一下子觉得在他乡遇到了亲人，那种喜悦之情是难以描述的。回到学校后，我抓紧闲暇时间，一字一句地阅读，发现好的观点、好的句子都及时抄下来。在我的带动下，学员队好几个同学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梁粉”。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我精读了《梁衡文集》的全部作品，同时对报刊上刊载的梁衡先生的文章进行了梳理，写成了毕业论文。

　　在军校休假期间，我去看望已从山西财经大学退休的大伯刘惠生。在他家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我看到一张合影。大伯见我感兴趣，就一一给我介绍，并说其中一位就是梁衡先生的父亲。大爷爷刘兴中与梁衡先生的父亲梁次文是至交。我心里一阵惊喜，原来大伯家与梁衡先生家有这么深的渊源。我给大伯讲，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对梁衡先生在新闻和文学方面的贡献进行的研究，大伯肯定了我的做法。

　　转业地方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大伯领着我去北京拜访梁衡先生，以期对我的前途有所帮助。其实我心里清楚，像大伯和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去求人。梁先生母亲这边的亲戚、我大伯姐姐家的孩子，都是老实的农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没有一个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安排工作的。我大伯一直认为：你若是块料，机会到处是;你若不是块料，给你工作你也干不下去。不过，能亲眼看到从小崇拜的偶像坐在眼前，聆听他的教诲，对我来说已是心满意足了。临别时，梁衡先生还拿出一本刚出版的《人民文摘》赠给我。

　　2005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广播电视总台，被分配到《黄土地》栏目当了一名记者。其时《黄土地》已开办10年，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报到第二天，我就被栏目派到太原古交的山区进行采访，吃住在农民家里。当然，对于经过部队锤炼的我，早已做好了迎战新任务的心理准备;因为有《梁衡文集》作指导，我在实践方面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性和创新性;又因为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越是艰苦的地方我越是义无反顾，不到一年时间便成为集采、摄、编于一身的主力编导，为记录三晋大地日新月异的深刻变革和反映广大农民的新追求尽到了一份责任。

　　有一次，我在运城农博会遇到《农民日报》的一位记者，交谈起来得知，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我就问，知不知道你们有位校友叫梁衡，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介绍梁衡在政治、新闻、文学等领域的贡献，她才惊讶地点了点头，表示回去之后要认真学习梁老师的文章。通过这件事，我感觉到外界对梁衡先生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的文章应该为更多的人知晓。

　　说来也巧，在我们栏目的隔壁，有一个栏目叫《魅力人生》，专门采访山西在外有影响力的名人。我想，像梁先生这样的文章大家，目前不就缺乏外在推广吗?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学习他的文章，树立崇高新闻理想，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呀!于是就找到制片人提供线索。《魅力人生》栏目当然知道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立即成立采访小组，与梁先生取得联系，赴京完成了专题片《大情大事大理》的专访，节目在山西卫视播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感谢我提供线索，栏目编导专门给我刻录光盘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