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家书是4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五六岁，儿时低矮破旧的小屋里，靠窗的土炕上铺着用秸杆皮补过多处的苇席。没有家具，仅有的摆设是墙角的一张供桌和炕中间的一只竹皮暖壶。窗上泛黄的麻纸上贴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剪纸，给屋里增添了一丝亮丽与生机。正是正午时分，初冬的暖阳钻进屋内，给清冷的屋子增加了一些温度。娘坐在炕下的灶前生火煮饭。娘一手拉着风箱，一手低头拿着一张纸在看。我和姐姐无忧无虑地在炕上追着玩，不小心带倒了暖壶，壶碎了。娘停止了拉风箱，骂着把我们拽下地，娘的巴掌一前一后落在我和姐姐的屁股上。“不懂事理的东西，你姨姨死了，我够麻烦的了，你们还给我添乱。”我看到娘眼圈红红的，眼角挂着几丝泪痕，就乖乖地跑到院子里去了，原来娘在看姨夫自张家口寄来、在路上走了半个多月的家信，也就是所谓的家书。姨姨和娘手足情深，身患心脏病的姨姨英年早逝，使娘肝肠寸断、彻夜难眠。这份伤心的家书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真正认识家书的内涵和分量是在以后的岁月中。那时，爹在离家百多公里外的小峪煤矿工作，由于路途远、工作忙，尤其是交通不便，每年回家一两趟。在那聚少离多的岁月里，家书成了爹和娘互致问候、增进感情的飞鸿。“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父亲寄来的每一份家书，娘都要捧读好多遍。

      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故乡静谧的深夜，睡梦中的我一觉醒来，发现娘在昏黄的灯光下写着家书。

      娘小时候读书不多，写家书颇感吃力，但爹每一次寄来家书后，娘都要及时回复，好让爹安心工作。白日里娘在田间地头耘田除草，深夜我们入睡后，娘拖着疲劳的身子挑灯夜战，为了给爹回一封家书，娘往往通宵不眠。

      对只读了两三年小学的娘来说，写家书是很吃力的。我常常看到娘坐在那儿，面对信纸无从下笔。我知道娘又遇到不会写的字儿、词儿了。每每看娘写家书绞尽脑汁的样子，我多么想帮助她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水平的提高，这样的想法终于成了现实。

      从此，我担负起了写家书的重任，由于勤写家书，受到父亲的夸赞，他从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特意购买了《抗日小英雄王璞》《北京人的故事》《文笔精华》等一系列书籍邮寄回来，作为对我的奖励。

      以后，写家书成为我学习、生活中的一部分。写家书既可明事理，又可练写作，“至文不过家书”。初中、高中时，我的作文经常得高分，并对语文情有独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勤写家书。

      4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千帆竞发，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电话、手机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通过落实转户政策，我们早已结束了灵丘—怀仁两地奔波的生活，写家书的机会少之又少了，但是多少次午夜梦回，多少次闲暇静思，我会蓦然想起家书，想起过去难忘的岁月，想起人间浓浓的亲情。

同煤集团朔州煤电公司 刘雁瑞